光伏寒冬、朔风凛冽之际，代表光伏行业利益的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与电站装机方的电力央企，极为罕见地爆发了“冲突”。
缘起是此番光伏协会组织“反内卷”行动下，跌跌不休的光伏组件招标价格。
先是12月9日，中国电建公布史上最大规模的招标公告，51GW的大单，有一半光伏企业报出低于0.69元的投标价。
紧随其后的12月17日，新疆电力巴州发电公司国能巴州博湖县60万千瓦光伏项目光伏组件设备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招标单位国电电力巴州发电公司选择了报价最低与次低的光伏企业作为中标候选人，价格竟然低至0.625元/瓦。
两项招标结果，让光伏协会的反内卷努力“被打脸”。在此之前，10月中旬，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基于调研和测算，对外公布了光伏组件制造的成本“指导价”——0.68元/瓦（12月份为0.69元/瓦），并公开表明“企业低价招标涉嫌违法”。
中国光伏协会以及一众头部光伏企业，希望这一带有行业自律性质的价格公约能够得到各方的默契遵循，借此将光伏制造业从深重的全行业亏损困境中拯救出来。
而上述两项招投标结果表明，无论是招标方的电力央企，还是投标方的相关光伏企业，都没有把行业自律公约当回事。如此下去，低价内卷、恶性竞争真就一发不可收拾？
“冲突”就此爆发，局势一度刀光剑影。中国光伏协会在措辞严厉的“四连问”后，没有等来国电电力的半个字回应，只能感叹“纵有疾风，无奈力微”。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场冲突的背后逻辑？矛盾能否有化解之策？
多年后再回头看，此次事件或将成为中国新能源发展史的标志性事件。
公理婆理，一言难尽
对行业“内卷”忧心忡忡的光伏协会，对央企招标方选择了“零容忍”。
12月18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官微公号，发布了题为《四问：新疆电力巴州发电公司0.625—0.631元/瓦中标组件项目》（下称《四问》）的文章，措辞严厉地对电力央企项目招标最高限价比中国行业光伏协会测算的最低成本还低了近10%的行为，进行了公开批评。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称，之前曾主动对上述招标进行过“干预”。“获悉招标方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国电电力巴州发电公司设置了0.6313元/瓦的最高投标限价之后，11月18日，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便向招标方发了《风险提示函》，建议招标方‘切勿设定不合理限价’，但一直未收到任何回复。”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发出“灵魂拷问”：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电力央企“招标单位此举是否贯彻落实了中央最新要求？是在防止‘内卷式’竞争还是加剧‘内卷式’竞争？有没有规范自己企业的行为？”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略显“火药味”的《四问》，没有等到电力央企的回应。12月22日深夜，光伏协会再发一篇名为《微光与坚持——再论国电电力新疆巴州发电公司低价光伏组件招标》的文章，充满悲情的感慨“纵有疾风，无奈力微”。
光伏协会称，“如今，市场的难处，行业的困境，看似经济的选择，却如同一场无声的风暴，悄然侵蚀着行业的根基，让无数大小企业在生存的边缘挣扎，我们感同身受，令人悲愤。”
此事引发行业人士热议。某明显代表央企立场的行业人士发文称：“他们做出的任何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前几年光伏组件价格在2、3元钱档位高位运行、光伏制造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一言不发；而如今光伏制造全行业产能居高不下、光伏组件跌价的时候，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却又出面组织价格管制——这很难让人信服”。
而对于电力央企没有贯彻中央“反内卷”精神的指责，该人士同样针锋相对反击道：中央明确提出“能源的饭碗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对电力央企招投标行为的干预，是有违中央精神的。
双方剑拔弩张“冲突”至此，那么到底是“公有理”还是“婆有理”？
客观而论，双方都有其合理性：
为国增绿，光伏制造一方何错之有？正是由于光伏制造企业的不懈努力，在过去10年间，光伏组件降本逾90%以上，光伏平价上网成为可能，中国光伏成为了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享誉海内外。而目前阶段，光伏价格“内卷式”让全行业陷入深重危机。为了挽救危机，光伏协会希望遏制住低价竞争的“狂潮”，加强价格自律理由充分，行为得当。
为国装机，电力央企一方也是何错之有？在中央公布“双碳”目标后，国资委等部门向电力央企下达了可再生能源装机指标，若非电力央企不计代价积极完成政治任务，短短4年间，中国的新能源装机又怎能从5.3亿千瓦飙升至13.5亿千瓦？此外，市场经济是平等交易，电力央企的低价招标，遇上了光伏企业的低价竞标，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完全合乎情理。
央企民企，同陷困境
合力为碳中和事业作出贡献的电力央企、光伏企业（及协会），如今围绕组件招标价格爆发“冲突”，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这一罕见“冲突”，是电力新能源行业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以此为标志，电力央企与光伏企业之间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类比煤电行业，有众所周知的“煤电顶牛”问题：“计划煤”遇上了“市场电”，煤价居高不下，发电一方的利润就要严重受损；而发电一方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煤企的日子往往都不怎么好过。总之，形象一点说，煤炭与煤电，“一方笑另一方就哭”。
尽管“煤电顶牛”会时常发生，但是“计划煤”“市场电”这一组合在政府政策调控下却能够相对稳定运行。这一稳定运行得益于两大系统阀门的灵活启停操控：一个是燃煤标杆电价，一个是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前者保障了煤炭和煤电能够获得稳定的基本收益，后者在矛盾不可调和时灵活调节双方利益。
比如，2021年那一轮煤炭价格大涨，煤价一度涨超1300元/吨，当年，央企煤电业务巨亏逾1000亿元。此时，政府出台调控政策，允许煤电电价随着市场煤炭价格的涨跌上下浮动20%。这一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发挥作用，加之政府调控央国企的煤炭供给以降低煤价，那一轮煤电矛盾很快得到平复。
但是在新能源行业，调控（或自律）就完全失灵。一方面，是光伏制造完全市场化，以民营企业为主体，自由竞争为原则。另外一方面，当下组件制造企业和光伏电站投资商都不太好过，很难规定说让一方补偿另一方。
当光伏组件供需严重错配，以至于光伏制造全行业严重亏损，亟需一个“白衣骑士”来对光伏企业施以援手的同时，手握大量光伏电站的电力央企，日子也同样是十分难熬。
光伏发电没有类似于“燃煤标杆电价”的兜底保障电价，且由于光伏发电的“垃圾电”特性，在光伏大发的中午时段，光伏发电遭遇了极其严重的量价冲击。一些光伏电站中午时段限电弃光三四个小时不说，电价方面，光伏发电午间现货市场均价已经跌破0.15元，甚至于跑出了4分钱的“地板价”，就是中长协电价，也已经滑落到了0.15元。
当招标方手中的光伏资产同样面临着严重的收益危机的时候，即使电力央企想分利光伏制造企业，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保证投资收益率，只能对组件采购价格一压再压，挤压光伏企业的利润空间。
形势已变，系统施策
未来二三十年，由于中国“双碳”进程以及新能源装机持续增长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因而各行各业中，新能源行业可能是中国最具确定性的朝阳产业。
正是这一高度确定性，带来两个连锁反应：一个是各路游资蜂拥而入光伏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在这种非理性繁荣下，光伏企业痛苦不堪；另一个是伴随着光伏装机的持续快速增长，光伏电站的收益一路走低，发电小时数越发没有保障。
光伏产能过剩问题，一旦建起来再想“去产能”就难了，这里还有地方政府的“火上浇油”。很多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将其主导下的创投基金大量投入光伏制造业。同时，地方政府还千方百计为落地本地的光伏制造企业争取到银行贷款。受到地方政府和各种补贴的鼓励，光伏制造的泡沫越吹越大。
光伏产能过剩下，一些光伏企业无底线低价竞争，这一行为既扭曲了自己，同时也扭曲了市场。低于成本价去恶性竞争，尽管自己也会亏损，但是那样至少能收回部分成本。而如果高于成本价去竞标，那可能很快就被挤出局了。
与此同时，电力央企也在调整开发节奏。光伏组件2元钱以上的两三年前，电力央企还在四处争抢光伏电站项目，即使被地方政府揩油、敲竹杠，被要求产业配套，或者被要求修一条路、建一个学校，电力央企也是在所不惜出钱拿项目。
可现如今，尽管光伏组件价格已经跌到了0.7元以下，可电力央企对光伏电站的投资热情却正在慢慢消退。2024年下半年以来，不完全统计，已先后有30余家新能源企业挂牌出售光伏电站。
从光伏制造到光伏电站，既然形势已经发生了改变甚至是某种逆转，那么，解决问题就需要有超常规思路了。回归光伏制造的成本价，当然重要且十分必要，但是，就价格谈价格，“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恐怕效果不彰。
既然根子在光伏电站的收益不确定性，那“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要想方设法去稳定光伏电站的收益率，但这件事仅靠行业协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这需要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能源转型的大局出发，由能源主管部门甚至更高级别的单位，来化解根本性的矛盾。眼下亟需要做的，比如加快建设新型电网建设以提高系统消纳能力，再比如稳定光伏电价、抑制负电价大面积蔓延，等等。
一旦光伏电站收益不确定性得到了遏制，就会产生良性的“蝴蝶效应”：一方面，电力央企的光伏电站投资热情会重新高涨起来，大规模光伏组件采购会带动组件价格的回升；另一方面，收益增加的电力央企也有条件去更多履行社会责任，反哺光伏制造企业，对光伏制造企业施以援手。
而光伏制造企业也须回归理性和长远，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全行业恶性低价竞争，价格战大杀四方，最终只能换来全军覆没。光伏制造企业应该放弃低成本的、简单的产能扩张模式，走上差异化、产品创新以及优质产能竞争的高质量发展轨道。
也许，当老路已经走不通的时候，本来是最难走的新路，也就成为了一条唯一能走得通的路。化解新能源行业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事关行业未来。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破除内卷才有一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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