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这次会面，不论是莫迪办公室还是万斯团队，都表示谈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您是否了解具体进展有哪些？
刘宗义：我也没有内部信息，而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等信息来看，此次相关合作与谈判主要涉及国防、能源、战略技术和贸易等几个层面。
国防合作方面，美国想向印度高价出售美式武器装备，一方面为了增强印度自身的军事能力，进而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试图借此影响并阻止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
能源方面，美国主要是向印度高价售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和一些核能设备。
贸易谈判方面，双方就要谈判的条款达成了一些初步共识，并制定了贸易谈判路线图，不过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更多具体信息。
战略技术方面，双方讨论的合作可能涵盖多个领域，包括芯片生产、关键矿产资源生产等。例如，美国想要协助印度寻找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并在印度进行生产后提供给美国。此外，他们也要加强如武器网络、芯片技术、先进量子通讯等关键技术的战略合作。过去十多年，美印之间合作最显著的就是国防领域。
这些进展实际上是对2月份莫迪访美时与特朗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的细化和推进 。
观察者网：在贸易谈判方面，我看到美、印的一些媒体报道提到，特朗普政府施压莫迪政府进一步降低美国农产品进入印度市场的关税。
刘宗义：特朗普确实不止一次地提到印度的农产品关税问题，但印度农民对农产品及农业进口谈判较为敏感，因此莫迪政府可能面临不小挑战。
美国农产品如玉米、小麦等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成本较低。一旦放开进口，将对印度农业造成严重冲击，印度毕竟还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国家，印度农民可能会被迫减少种植面积，农业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
在印度，农民的力量十分强大，尤其是旁遮普一带的农民。过去几年，莫迪政府多次尝试进行农业改革，这些农民为此好几次向新德里“进军”。因为农民群体的选票对印人党至关重要，所以莫迪政府最后也基本都妥协了。因此，莫迪政府在农产品谈判问题上可能会十分谨慎，很难与美国达成协议。
观察者网：对于特朗普的关税威胁，莫迪政府表现出相对“顺从”的态度，但并未获得特殊优待；与莫迪期待相违的是，比如美国后来还威胁征收药品关税，让印度的仿制药出口商十分紧张。在让步示好失效后，莫迪政府是否有调整自己的策略？
刘宗义：面对特朗普2.0，莫迪政府以顺从为主。特朗普上台后的2月份，莫迪便主动前往美国“拜见”特朗普，并在特朗普提出的诸多要求方面做出明显让步。
对于美国对印度增加关税这一情况，莫迪政府虽表示要反制，但实际行动力度极小，所谓的反制更多只是姿态性的。其根本目的在于寄希望与美国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借此在当下全球秩序崩塌、贸易秩序混乱的乱局中谋取利益、趁势崛起。
实际上，近10年来，印度的战略核心便是乱中取利、趁乱造势，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印度设想通过牺牲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达成双边自贸协议，推动“印度制造”发展，进而实现经济腾飞，这便是其战略目标。
因此，尽管近年来，特别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中印关系有所改善，但印度想要超越中国、取代中国的野心丝毫未减，将中国视为其经济腾飞、大国崛起的牺牲品和垫脚石的思想也从未改变。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印度认为自己可以借“踩”中国“乱中取利、趁乱造势”，那对于中国被美国征收数值夸张的关税，印度舆论界有哪些看法？
刘宗义：特朗普宣布对世界加税，尤其是针对中国大幅提高关税，印度人对此非常高兴，特别是像印度商务部长皮尤什·戈亚尔等人，公开宣称这是印度“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
实际上，“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一说法，我在短短几年内就听到至少三次了。
第一次是在2018年，特朗普最早发动对华贸易战时，他们就认为“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打算借此大力发展“印度制造”。当时，印度政府专门划出一片面积相当于卢森堡的土地，推出优惠政策，积极游说1000多家大型跨国企业，力劝它们将产业链从中国迁移至印度。
第二次出现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当时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儿子德鲁瓦也抛出“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的观点。他认为，新冠疫情过后全球秩序必将迎来重大调整，印度此次面临的机遇，堪比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在八九十年代所遇到的发展良机，是印度实现工业化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后就是现在，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做出对全世界加税的疯狂举措，印度商务部长再次高呼“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他们认为，这依旧是推动全球产供链向印度转移、助力印度实现工业化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观察者网：您刚提到他们在2018年就划出一片面积不小的土地，并积极游说跨国企业转移产供链到印度，至今已近7年，他们的设想实现了几成？
刘宗义：总体来看，印度在制造业发展上呈现出“点状突破”的特点，即在少数几个行业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智能手机、玩具以及制药业等领域；而在其他众多行业，发展进程则相对迟缓。不过，综合来看，印度制造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8年报道：《三星在印度的诺伊达建了“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工厂》
观察者网：制造业有所发展，但为什么在印度GDP中的占比总体却呈现出走低的态势？现在已经降至14%左右。
刘宗义：莫迪刚上台时曾提出目标，要让制造业在印度GDP中的比重达到25%。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从莫迪刚上台时的约17%一路下滑至如今的水平——不同统计口径下，这一比例存在差异，有的说法是降至约14%，也有说法是12%或13%。
不过，若从制造业总量来看，由于印度GDP总额整体呈上升趋势，按照相应比例计算，印度制造业总量其实是在增长的，只是其增速明显慢于其他产业。这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美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服务业领域。受此推动，印度服务业发展迅猛，其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左右。在服务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自然就相对下降了。
观察者网：说到产业链转移，若美国对华关税长期处于高位——不论是夸张的245%还是现在流传的分级方案，关税税额都远超特朗普对印度加征的关税——您判断，这一差额是否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印度建厂？
刘宗义：即便美国对华关税下调至五六十个百分点，对于企业而言，开展生意依旧困难重重，毕竟很多企业的利润率未必能达到这一水平。
从印度主流媒体所反映的声音来看，大部分印度媒体对中国抱有极深的仇视态度，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论调。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印度方面正借机炒作相关话题。
在特朗普加税之前，印度对中国投资就已提出了诸多苛刻条件，比如要求中国企业员工实现本地化，特别是管理层必须由印度人担任，中方股权占比要严格限制，同时还要求中国企业转移技术。而如今，印度的标准愈发严苛，而中国企业则不得不“低头”。据他们所言，在特朗普再度加征关税后，有中国企业迫于形势，主动降低与印度合资的标准。有一家中国公司正在谈判出售其印度业务51%～55%的股份，原来只愿意出售26%；另一家中国企业，愿意以占有更低的股权与印度塔塔旗下的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在印度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企图借此机会吸引中国企业前往投资，进而空手套白狼，攫取中国的资本和技术。
从企业行为的角度来看，资本逐利是本性使然，很难要求所有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讲政治或爱国，除非有严格的约束措施——私企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很难对其提出过多要求；不过对于一些国企，我认为应当讲政治，国家也可以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标准。
观察者网：过去几年，小米、vivo等中企在印度的经历已提供足够多的风险预警。据您了解，就化解风险方面，中企的策略有什么提升吗？
刘宗义：近期我留意到，义乌小商品市场针对印度商家采取了现款结付的交易方式，即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除此之外，可采取的交易保障方法少之又少。
比如有的人建议循法律途径维权，然而现实是印度在法律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印度的法律程序极为冗长，而且法律条文经常为满足自身利益而做出改动，且改动后的法律追溯期甚至能长达几十年。
所以，对于印度市场，我认为更适合采取“短平快”的商业模式。不要想着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印度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婆罗门和巴尼亚等阶层掌控着大量政治资源与国家机器，如果不是中国官方下场与这些势力正面抗衡，那么中国企业在印度的利益将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一言概之，对中国企业而言，在印度市场的最佳策略是专注于短期、快速、灵活的贸易活动，赚取一定的利润后就可以离开，而不是想着长期大规模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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