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我这一辈子，用“读书、教书、写书、改书”便可概括

刘学锴，1933年生，浙江松阳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本科毕业，免试录取为北大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1959年提前分配至北大新建的古典文献学专业任教。1963年调至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工作。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著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温庭筠全集校注》《唐诗选注评鉴》等。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奖等多种奖项。

今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学锴先生《谈治学》一书，其中收录了刘先生的治学自述、重要学术论文、访谈报道以及学人评论等内容。在题为“虽狭求细 书不惮改”的自述文章中，刘先生叙述了自己求学治学历程，并详述了自己在唐诗考证和理论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希望以此鼓励热爱唐诗的年轻学人，“笨人用笨功夫，不高悬力不能及的目标，几十年如一日，不断修订补正，定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成绩”。限于篇幅，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这篇自述的少部分内容。

刘学锴

我这一辈子，用“读书、教书、写书、改书”八个字便可概括。虽从小喜爱唐诗，但研究的范围实在太窄，仅限于李商隐、温庭筠两家，且对温集的整理研究还存在不少盲区。禀赋平常，逻辑思维薄弱，理论修养不足，固为主观原因，也缘于我出身的家庭本非书香门第，从小并未受到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195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之前的十九年，几乎全在战乱中度过；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的二十年，也基本上在运动中荒废。严格地说，比较勤奋的读书时间不过五年（本科四年和研究生第一年），所读也仅限于文学史上一二流的作家作品，有的只是浏览，而非深度阅读。这样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欠缺的。到1975年开始起步作研究时，年已逾不惑，只能将研究领域压缩在狭小的范围内。所幸李、温两家，对他们的评价虽有争议，但其艺术成就与对后世的影响，无论如何可称大家。因此我还可在前人基础上继续细加钻研，取得一些成果。

专攻义山三十年，并非我的主动选择，而是自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余恕诚合撰《李商隐诗选》开始的。由于所凭借的前人有关著述甚少［主要是朱鹤龄的《李义山诗集注》（以下简称“朱鹤龄注本”）、冯浩的《玉谿生诗集笺注》（以下简称“冯浩注本”）、沈厚塽的《李义山诗集辑评》、张采田的《玉谿生年谱会笺》（以下简称“《会笺》”）与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谱会笺〉平质》（以下简称“《平质》”）和少量诗话、笔记中的有关资料］，撰写时间又短（实际时间仅一年半）。再加上时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思想束缚较多，反映在选目上，就是一些艺术性较高，但情调偏于感伤，风格偏于绮艳之作往往弃而不选。近600首义山诗只选了104首，遗珠之憾是明显的。陈尚君教授说此书“很复杂难解的诗，讲得晓畅明白，揭示晦旨，曲传隐意，很是方便初学”，已经带有溢美的成分。实则此书在大的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明，特别是生平游踪的考证与诗歌系年的考证，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诗的诠释，均大体遵从前人。诗之系年基本照抄冯浩注本所附年谱（以下简称“冯谱”）。尽管岑氏《平质》已对义山江乡及巴蜀之游加以质疑，但撰此书时亦未深入探考。重提此书之幼稚，意在说明，要研究一位艺术成就很高而又存在问题很多的大诗人，不花长期的苦功夫、笨功夫是不行的。

我研究生阶段师从林庚先生研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在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初建时期，又编写过《古籍整理概论》，开设过校勘学课程。虽均仅懂得一点皮毛，但对我此后的研究方向与方式却有决定性影响，即以古籍整理的方式来研治唐诗。这次遇到李商隐这样一位素称晦涩隐僻，难以索解，而又众说纷歧的大诗人，便自然想到，花大力气做一部包括会校、会注、会笺、会评，而又有自己新的考证成果和阐释成果的《李商隐诗歌集解》，可能是最合适的方式。

1988年8月，刘学锴（右）在林庚家中

要做集解，首要的工作便是穷搜一切古今资料，竭泽而渔。这在今天，用电脑检索自然相对容易，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却只能多方查找寻觅，全靠手工抄写这种最原始且耗时费力的手段。移录重要版本异文及部分有关资料的工作虽从1975年我去北京时即已开始，但大量的工作却在后头。《集解》的正式撰写工作始于1979年4月，1981年即由我写完全部初稿，加上恕诚看稿提出修改意见后，两人分头抄改的时间，加起来亦不到四年。而搜集抄写资料的时间先后却用了五年（且撰写过程中仍不时有新材料须补抄）。这工作很苦很累。一次，抄写程梦星的《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校图书馆无此书，影印又无经费，只能从安大图书馆借阅抄写，图书馆限期归还），连续抄十四昼夜方毕，手肌劳损，提热水瓶时差点砸在脚上。琐事重提，是因为今天的年轻学人恐怕很难想象当年我们这一辈搜寻抄写的艰难。但今天想来，这种手抄，不同于古代书吏的机械抄写，而是边抄边思考边判断，是有明确目的且过了脑子的抄书，因此不但记得牢，而且对它们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这样，在关键时刻就能触类旁通，由此及彼，联系起来考察，得出新的结论。前印刷时代文人抄书，或因书之难得；印刷时代仍有不少文人以抄书代读，恐只能理解为这是一种过脑入心的阅读。

《谈治学》（刘学锴 撰）

李商隐研究史上，唐末至明末，对其人品诗品的负面评价远超正面评价。其实许多人根本未读过他的诗文集，只凭少数选本所载下结论，或因抱“诗必盛唐”的偏见而刻意贬低晚唐之翘楚义山。但自清代初期起，却掀起了一个连续二百年的李诗整理研究高潮，其余波还延及民初。自钱龙惕至民初的张采田，重要的笺注本、选笺本、选评本不下十五六种（还不包括许多诗话中精彩的评论）。其中如朱鹤龄注本、冯浩注本、张采田的《会笺》更是李商隐研究史上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纪昀的选评本《玉谿生诗说》和刘熙载《艺概·诗概》中虽简短却极精到的评论，叶燮《原诗》中对晚唐诗的正确态度尤其值得重视。这一切，一方面为我们今天做《李商隐诗歌集解》提供了重要参考、多方选择和启示；另一方面，他们在诗人生平、行踪、诗文系年、诗意阐释等方面的重大失误，则又为今天撰著《集解》提供了着力的方向。其中，冯、张力主的江乡之游与巴蜀之游，涉及的误系误解诗就多达百首（篇）左右。岑仲勉先生虽曾在《平质》及《唐史余沈》中提出有力驳正，但因无确证，故只能驳其证而不能驳其说。这方面也成为《集解》考证与阐释的用力重点之一。

清代注家另一影响深远的弊病是解诗的比附穿凿乃至形同猜谜。明代杨基已开其端，以为《无题》诸诗“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至清初吴乔《西昆发微》，又提出寓意令狐（绹）说，变杨基之君臣遇合说为朋友恩怨遇合说。所托内容虽不同，但解诗方法同为索隐比附。这种解诗方法由吴乔肇其端，程梦星、冯浩张其势，至张采田而登峰造极，不但对《无题》诗的解读任意比附，而且对一大批其他诗作也如法炮制，随意制造寓意对象。其流风所及，甚至连五四后新文学作家苏雪林之力主《无题》系爱情诗者，其解诗方法也同样比附穿凿。此风且延及当代。可以说，不走出穿凿比附的误区，李商隐诗的研究便很难走上正轨。

《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修订本）》

通过对李商隐研究史的回顾，不但可以看到前人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特别是朱鹤龄对义山人品诗品的充分肯定和平实而不务穿凿的诗注对后人的启示；冯浩在未见《永乐大典》203篇佚文的条件下考定了比较确切的义山生卒年及重要仕历、寄幕时地，并将其诗文加以系年，诗之注释问题也大部解决，可以说冯浩注本是研究义山诗文最重要的参考著作；张采田则对义山所历各朝史事及与义山诗文有关人事作了更详密的考订载录，纠正了不少冯谱的失误和文题的错误，“唐集人事之探究，自今而前，无有若是之详尽”（岑仲勉《平质》），为知人论世解义山诗提供了更厚实的基础。前贤的研治成果理当继承吸取，他们的考证、系年、阐释失误更是今天做《集解》着力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力求将整理与研究结合起来。集解这种整理方式，古已有之，即以文学古籍而论，也有不少带有研究性的著述，如孔颖达之《诗经正义》、朱熹之《楚辞集注》、清儒陈奂之《诗毛氏传疏》、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及不少楚辞著述，均不同程度具有研究性。但《诗经》除朱注时出己见外，他书均囿于“疏不破注”之传统原则而难以独抒己见。而义山诗由于前人在考证、系年、阐释诸方面存在一系列失误，则必须有针对性地通过翔实的考证和正确的阐释破除旧说，另立新说。不但“传”的部分应着力于“破”，“论”的部分也应在全面性的基础上力求提出前人未触及或未展开论述的新问题，并进行探讨（如李商隐与宋玉及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义山诗抒发人生感慨的基本特征，义山诗的白描胜境、纷歧与融通，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李商隐现象），力求在立的过程中有所创新。由于禀赋学养所限，这方面可能很粗浅。但这些论题无一不是在整理过程中通过反复的阅读思考而形成的。义山生平及游踪的考证，从1980年至2023年，一直在进行，其中光是考辨江乡之游的文章就从不同角度写了三篇。辨正巴蜀之游，则散见于具体诗篇的笺释中，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些笺释考证中得出冯、张所说的巴蜀之游（二人具体说法不同）纯属子虚乌有的结论。

二是力求突破以往古籍整理单纯以注释词语典故及少量人名地名的考证为主的方式，力求将自己对每首诗（特别是重要作品）的内容、旨意乃至诗艺作比较详细的解说，对可以大致系年的作品作具体考辨。不少古籍整理著述者往往认为，其主要任务是注，只要将词语典故及有关人名地名注出来了，就完成了整理者的任务，至于读者如何理解这首诗，那是读者的事，整理者不必越俎代庖。殊不知整理者乃是他所整理的这部书的第一读者，完全应将自己对每首诗的考释向读者展示，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或丰富或否定整理者之考证阐释。整理者的详细导读，建立在对作家作品已作过较深入的研究和翔实考释的基础上，其正面作用自然超过误导作用。

三是力求将提高与普及结合起来，使经过精细整理考释的古籍既能为专家学者所用，又能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普通读者所用。这与上一条（整理方式）密切相关，对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家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作品往往拥有广大的读者。只读选本，难窥全豹，而全集的详细阐释则能满足大量普通读者的需求。这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有效途径（中华书局2021年出版《李商隐诗歌集解》简体横排本，一次即印行5000部）。

刘学锴自述手稿

无论是校、注、笺、评、考证、阐释，关键性的前提是对作品的细读。用最通俗的字眼来表述，就是“抠”。全篇的每句每字，包括一些有多种义项的，为一般注家所忽视不注的虚字，都必须仔细地“抠”。既不能明知有疑难而装作看不见，也不能随便读过而发现不了其中的问题。我的第一篇考辨文章，否定了冯、张力主的，在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期间，李商隐有所谓江乡之游这一说法，就是抓住《赠刘司户蕡》这首诗中的“归”字“抠”出来的。冯、张均将该诗编于会昌二（当作元）年，谓系贬谪柳州途中作。岑仲勉《平质》虽提出有力质疑，但他将此诗系于刘蕡已在柳州贬所时，亦明显与诗之首联所写景象不符，又乏内证，故难成立。我从此诗第四句“更惊骚客后归魂”一句中的“后归”二字得到有力的反证。义山明明说刘蕡已从柳州贬所归到长江沿岸，只不过是“后归”（即迟归）而已，足见刘蕡并未卒于柳州贬所，而是事隔多年之后方北迁至沿江荆楚某地，义山与其途遇，故有此赠诗。冯、张将此诗解为贬柳途中，与“后归”直接冲突，显属误系。得此有力内证后，遂进一步对冯注所引的罗衮《请褒赠刘蕡疏》进行复核审查，发现冯、张所引系不严格之节引，与《全唐文》所载《请褒赠刘蕡疏》全文有不小距离，极易产生误解。冯、张正是以自己错误的节引疏文得出“身死异土（指柳州），六十余年”的错误结论。实则据罗疏原文“竟陷侵诬，终罹谴逐，沉沦绝世，六十余年”，“沉沦”乃指政治上的失意沉埋、沦落不遇，“绝世”方指辞世。“六十余年”当从“沉沦”（即被贬之日）算起，自天复三年上溯六十余年，刘蕡贬柳当在会昌初（甚至更早），而此诗则作于刘蕡内迁与义山相遇时。结合武宗卒宣宗立，牛党旧相纷纷内迁乃至还朝任要职之政治形势，刘蕡内迁当在大中初，其未卒于柳州贬所亦了然无疑。这正是“抠”住关键字“后归”，进而详审冯、张所提供的节引罗疏与原文不符，从而得出的结论。刘蕡贬柳至北归，长达八年，的确是“后归”（迟归）了。这一考证，开始时还有学者质疑。后来发现刘蕡次子刘珵的墓志拓本，志文明确记载，刘蕡“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蕡确未卒于柳州贬所，而是量移内迁到澧州为员外司户。再结合义山哭蕡诗“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及“黄陵别后春涛隔”之句，和义山大中初年行踪，可以断定义山与刘蕡相遇并赠诗的时地为大中二年春初在湘江入洞庭湖附近之湘阴县黄陵。后来又撰《李商隐开成五年九月至会昌元年正月行踪考述——对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的续辨正》，将这五个月中义山之行踪及所作诗文一一按时间考述排列，证明义山在此期间正忙于移家长安樊南，并旋即应茂元之招赴陈许。于启程之前、沿途所历、到陈许后，以及赴华州周墀幕所作一系列公私文翰，用铁的事实证明在此期间义山绝无可能作冯、张力主的江乡之游。经过这样前追后堵的考驳，冯、张之说遂全面崩溃。之所以较详提及这一系列考证，是由于它涉及上百首义山诗文的系年和内容阐释，必须用过细的笨功夫将其办成铁案，以免贻误读者。

《刘学锴讲唐诗》

再举一个“抠”的实例，这回是“抠”句中字眼具体所指。义山之《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虽是两首七绝，但对它的系年、解读却众说纷纭。光是作年，便有大中五年说、六年说、十年说三种。问题的关键在如何正确理解第二首的前两句：“剑栈风樯各苦辛，别时冰雪到时春。”诗的长题说明，大中五年义山赴东川幕前夕，韩偓（小字冬郎）曾在宴席上为诗相送，义山此二绝即寄酬韩偓兼呈其父韩瞻（义山连襟）者。对“剑栈”二句，或说义山自指赴梓，登山涉水总十分辛苦，系大中五年义山赴梓前同城寄酬。或说指去冬分别于长安，各取道于水陆，今（大中六年）春俱至蜀中矣。或说义山大中五年秋末赴梓，十年春至京。五年同城寄酬说本就勉强，因既已设宴饯别义山，当于翌日或即由韩瞻送义山至咸阳，有《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可证。而义山九月下旬赴梓，十月二十日左右已达梓州，说自己“到时春”，即使是行前大致估计，亦离实际时日太远。十年说则与韩瞻宦历明显不合。大中五年瞻已为员外郎，后出刺普（依叶葱奇、陶敏说）州，自普还朝后已升任虞部郎中（见《东观奏记》），何能于十年春仍称其为员外？我主六年说，但韩瞻非出刺普州，因与“迎寄”不符。《迎寄韩普州同年》作于六年春韩瞻出刺普（原作鲁，形近致误）州时。普州在梓州之南，故义山可“迎寄”，瞻刺普，冬郎当随侍，故义山作此二诗“寄酬”冬郎并兼呈“韩瞻”。然则，“剑栈”二句系谓，韩瞻父子于五年冬冰雪之候（约岁末）告别长安，抵达普州已是六年春，“剑栈风樯”系指韩瞻父子赴普之水陆行程而言。称员外而不称刺史，则唐人重京职轻外官之习。如此解释，全诗方豁然贯通。

再说“抠”用典。义山有一篇题为《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的文章，“尚书渤海公”指高元裕，因状文一开头就提及担任京兆尹之职，故冯浩、张采田均认为此状作于唐文宗卒后未久（状有“肇建园陵”之语）。而举以自代的官吏，一为周墀，一为崔龟从。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历叙二人所担任的官职。据萧邺撰《渤海高公神道碑》及其他有关材料，高元裕任京兆尹，当在开成五年八月至会昌二年六月这段时间内，其接任京兆尹之时，文宗章陵早已建成启用，可证状文所称“方营鄗毕（周文王、武王葬于毕，在鄗东南，此指帝王陵墓），肇建园陵”绝非指文宗章陵，而是另有所指。再细审举以自代之周墀、崔龟从二人之历官时所用之典故，周之历官已至会昌六年左右，崔之历官亦已至会昌六年三月以后（具体解说见《李商隐诗文集中一种典型的脱误现象——从〈为尚书渤海公举人自代状〉题与文的脱节谈起》，载《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3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商隐自编的《樊南甲集》中既有为京兆尹高元裕的举人自代状，又有为会昌六年任京兆尹的某某撰拟的举人自代状（此京兆尹当为义山居天平幕时之同幕韦正贯），《文苑英华》在编书时“于宗元、居易、权德舆、李商隐、顾云、罗隐辈，或全卷收入”（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抄胥因前后二篇均为京兆尹举人自代状，遂脱抄前状之正文与后状之文题（可拟为《为京兆公举人自代状》），使之成为一篇题与文脱节之拼接品。冯浩等注家由于未细审文中用典说明周墀、崔龟从之历官已至会昌六年，与高元裕任京兆尹的时间存在不可调和之矛盾，致使这篇拼接品的秘密一直延续了千余年。该文并指出义山文中前题与后文拼接的情况并非独例。钱振伦已发现《为汝南公贺元日朝会上中书状》与另一篇贺武宗会昌二年上尊号状的拼接品。不但文中有此现象，诗中亦多此类拼接品。纪昀等已经指出《无题二首》之二（“幽人不倦赏”）一首“系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一者”。又如，《蝶三首》之二、三（长眉画了、寿阳公主）亦为与第一首《蝶》相连，失去本题，误合为三首者。或将后二首题为《无题》，更误。他如《楚宫二首》，《咏史二首》，《留赠畏之三首》之二、三均属于这种情形。这是由“抠”典故发现的典型现象推广至诗集校勘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