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种答案强调美国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资金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资本,它必须与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生产经营要素相结合,才能产生利润,从而成为资本。在美国集中了全世界最好最多的人才,积累并不断创新出各种技术与运营模式,拥有通往世界各个市场的渠道。这些要素在美国的富集程度远远高于世界任何地区,所以,资金必然被吸往这个市场。
第五种解释带有政治阴谋论色彩。有人认为美国政府持久而坚定地执行一种以战略手段维护美元地位的对外政策。较早的例子是将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理解为美国打压欧元的战略措施;小布什之所以决心剿灭萨达姆也是因为后者高调宣布不再将美元作为其石油出口的结算和储值货币;今年中国同俄罗斯签订协议在双边结算中不再使用美元,数天后美国宣布向中国台湾出售60亿美元的武器;伊朗早就宣布要成立一个不用美元结算的石油交易所,但一直引而不发,仅留作谈判筹码。抛开对上述具体案例的揣测,我们也的确可以将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权势同其货币的吸引力联系起来。储备大宗美元的经济体主要集中在东亚和中东,在这两个地区美国都坚持战略上的深度介入,并且成功塑造和维持了其中微妙的权势平衡与脆弱的和平,这两个地区离开了美国的军事存在或者战略压制,目前的局面都不可持续。对美国债权与美国力量配置重心在地域上的重合,不能说是巧合。
如果上述解释从其各自的角度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操作就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中国需要在经济层面上准备好,包括积累足够强的产业竞争力,发展出多层次的、具有足够吸纳能力的资本市场。二是需要采取“先挂钩、后脱钩”的路径,我目前的观点是先同一揽子基础原材料挂钩,以此来争夺和扩大全球货币市场份额,待到建立起相应的制度惯性和“客户忠诚”之后,再与之逐步脱钩。三是需要准备好向全球进行巨额资本输出所需要的渠道和能力,包括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市场开发能力以及在关键地区维护自身产权和相关权益的软硬实力。四是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耐心等待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出现相对弱势的战略时机,并尽可能确保在国家和地区安全问题上有充分的准备。历史反复说明,谁要想动这块蛋糕,就得准备面对冲突。最后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得准备好全球市场体系中地位变化带来的对各个实体经济部门的挤压。限于篇幅,这最后一点留待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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