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欧·梅拉梅德（Leo Melamed），金融期货创始者，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荣誉主席。生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幼年时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花费数年时间，从波兰经西伯利亚、日本，辗转逃亡美国后定居、就学于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毕业后任执业律师，出于对期货产业的兴趣与热情，曾身兼二职，最后选择全心投入期货交易。曾出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董事长，任内推动改革，设立审计及调查部门，杜绝违法与内幕交易。他也引进新概念与新技术，创立了国际货币市场（IMM）与全球电子交易系统（Globex），对期货产业与金融市场的现代化有卓越的贡献。
在我开始执掌前，人们通常都把芝商所（CME）描述为一个“贼窝”。这个描述十分贴切，不过除了知名的“洋葱崩盘事件”外，交易所内的不法操作与一些全球性诈欺操作相较，在地性质浓厚得多。
另外，芝商所内的操作方式通常也会沦为笑柄。1939年时发生过一个小例子，这件事是由交易所主席迈尔斯·傅利曼（Miles Friedman）亲自操作。在那个年代，交易的传统做法都是利用黑板，每天早上，登录员都会根据现场经纪人和交易员大声喊出的每个月份合约报价及出价，用粉笔记录在悬挂于交易所墙上的黑板。换句话说，当天所有商品的报价及出价都会出现在黑板上（并随时更新），让大家进行买卖。很公开透明吧。
迈尔斯·傅利曼先生是位和蔼可亲的人，他的商标就是每天都会在外衣的右翻领上别一支胸花。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早上，他平静的走向交易所内记录着9、10、11、12四个月份鸡蛋期货喊价跟出价的黑板前，然后大声向记录员宣告，他要买下所有的合约。就这么一出手，他垄断了整个鸡蛋期货市场。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采取了这么不寻常的行动？当时没有人知道，但后来清楚了。身为芝商所主席，他接获了来自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保密通知，内容是该部即将宣布全国学校午餐计划，意味着政府在未来几个月将进入市场收购大量鸡蛋—这不就是内幕交易！提前获得消息的迈尔斯·傅利曼很清楚，他可以因此发一大笔横财。
事后，交易所召开了一个紧急董事会来商议该如何处理，你如果以为董事会会逐出迈尔斯·傅利曼，甚至要求他辞职，那你就太不了解芝商所当时的运作方式了。那个年代，只有胆小鬼才会遵守规则与道德规范—交易所的董事会其实就是芝加哥版的纽约“强盗男爵”。董事会最后决定，要求迈尔斯·傅利曼把手中的期货合约卖出一部分给其他的董事会成员，做为对他的“惩罚”，同时让大家都能雨露均霑发发横财。这个“惩罚”显然让大家对什么叫做“轻责”，有了新的认识。
另一个常见的操作手法就是追尾（Coat-Tailing），这也是商品交易所内一个不光彩的传统。追尾者跟随操盘者的引导买进卖出，所以等于从旁协助甚至主导这种操作手法，通常状况是，操盘者借用他人的追尾而集体把价格炒高。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操盘者利用这种手法而突破交易所有关个人拥有某种期权的限制。然而这很难证明是互相勾结，所以通常都会有效—结果就是市场的咽喉被掐住，导致价格远超出它们原来应有的或市值价格。
所有相关人等，其实都有一个保持缄默与跟随到底的默契，以免有人半途退出让整个操作失败（但有时候，追尾者的自保技巧就是在砸锅前紧退出）。这种垄断以及炒高价钱的操弄手法在交易所中年复一年进行。另一方面，想要成功进行这种操弄，也必须要有掌权者—例如董事会，或一至两位董事会成员—默许甚至配合。长年来，商品交易所的老前辈对此都默不作声—相信他们都在从中牟利。
有关洋葱的不法事件
发生在1958年的洋葱大崩盘事件，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操纵计划带来的结果，这个事件也几乎宣告芝商所死亡。洋葱并不是唯一易于受到操纵的商品，从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储存鸡蛋合约就经常成为期货操盘手及垄断者的选项，这也是我想要的事项之一。在我到来前，芝商所的形象已经从风险控管的地方，变为金钱世界里专业骗子活跃的场所，我当时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扭转这样的恶名。
1955年秋天，名为山姆·西格尔（Sam Siegel）的芝商所会员和知名的洋葱种植者文生·考苏葛（Vincent Kosuga）共谋垄断洋葱期货。他们在现金市场买下全美产量95%的洋葱，在交易市场上做多洋葱期货。随后把数以百万吨计的洋葱运往芝加哥的仓库囤积控制住供应链，销售者无洋葱可卖，结果洋葱价格一飞冲天—实际垄断了市场。
为了要将他们做多且有庞大利益的头寸变现，他们设计了一个摆脱多头，而且要做空的计划。他们承诺将洋葱的现货囤放在仓库不上市，让洋葱价格上升，成功说服美国洋葱种植者买进洋葱期货，洋葱农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进场买进洋葱期货做多。这两位共谋者则开始把手上的洋葱期货做空卖给这些蜂拥进场的农人，在成功的把手上洋葱期权出脱后，他们违背承诺释出仓库里的洋葱，结果就是洋葱价格如瀑布般崩跌。到了1956年春天，一袋30磅装洋葱的价格 2.75美元跌成 0.1美元—价格比装洋葱的袋子还低。
共谋勾结—国家的耻辱
毫无疑问，芝商所的董事会不会不知道这个诡计，因为多达数百万吨的洋葱被运到芝加哥，储藏在当地的仓库。有理由相信，许多芝商所的管理人员不是与操盘者同谋，就是持有获利可观空头头寸的追尾者。西格尔和考苏葛从前述的计谋中赚了上百万美元，许多洋葱农民却因而破产。
事件发生后，洋葱农群起怒吼，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CFTC）的前身商品交易所管理局（Commodity Exchange Authority）为此举行听证会，当时密西根州选出的国会众议员，后来成为美国第38任总统的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发起了一项名为《洋葱期货法》（Onion Futures Act）的法案，提议禁止进行洋葱期货交易。当时芝商所主席哈瑞斯（Everette B. Harris）希望能阻挡该法案，提出的理由则是不太具说服力的不必“为了找一只可疑的老鼠，烧掉一整个谷仓”。我猜，他口中的谷仓指的就是芝商所董事会议室—里面的老鼠可多着呢。1958年8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洋葱期货法》，芝商所也差点因之寿终正寝。
芝商所后来在联邦法庭提出诉讼，指称前述禁令不公平的限制了交易行为，但在败诉之后就没有再提出上诉。到今天为止，洋葱仍然是唯一不准进行期货交易的产品。依我之见，美国国会颁布这个立法，实际上已经违反并超出了美国商业条款（Commerce Clause）给予他们的权限，而且立下了一个在美国境内限制自由贸易的危险先例。更糟的是，当时操盘者、交易所董事会以及交易所本身，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是商品交易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不但使会员蒙羞，公众信任度也到了最低点。
洋葱崩盘事件后，交易急速放缓，使交易所连年亏损，年度赤字达到50万美元，在当时，这是一个吓坏人的数字。同一时期，会员价格也下跌。1960年时，为了要维持会员价格，董事会投票通过一个支持计划，授权交易所以每席3000美元价格来购买董事会席位，这是绝望的举动。1964年时，交易所年度交易量24.9万笔，是战后的最低水准。
并不全是那么糟！
现在，让我带领大家看一下事情的另一面。
首先，我们来谈谈商品交易所的公开喊价制度。清算公司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控制交易员在交易现场的作为，所以，一切都建立在互信上，交易日时，交易进行都靠着高声喊叫、打手势或仅是点头示意。不管交易结果是让买方或卖方赚得或损失百万美元，前述的喊叫、手势或点头就像是一群律师写下保证书一样。无心之失所造成的所谓“交易失误”，占的比例实际上低于3%，在那种情况下，利润或损失通常都由双方交易员均分，很少会提请仲裁委员会裁决，交易员所说的就是承诺与保证，公开喊价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运作。
我的儿子乔丹是个小有成就的电影制作人，他制作了一部相当出色且成功的纪录片《期货往事》（Futures Past），主要描述芝商所从公开喊价转型电子期货交易系统（Globex）的过程，里面也提及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以及自己由交易员转行制作电影与我之间的关系。乔登原先也是交易员，所以颇能体会个中滋味，也很能捕捉到那段时间的精髓。那是公开喊价宣告结束的年代，也决定期货市场在未来几世纪的走向，我当然会有偏见，但我认为乔丹的作品为后世留下了纪录，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其次我要说的是有关交易所内的公平性。在我领导交易所时期，我自己也有一个名为德尔歇尔投资公司（Dellsher Investment Company）的小公司（公司名字来自于我和毛瑞的女儿，我的大女儿名为艾黛尔［Idelle］，毛瑞大女儿的名字则是雪莉尔［Sheryl］，所以就掐头去尾凑成了德尔歇尔［Dellsher］。最早时，我们是把我和毛瑞合买的33尺长的舱式游艇命名为德尔歇尔，我离开律师事务所时，得到了“德尔歇尔”这个名字的所有权）。
我与我指派的首席营运官瓦莱丽·透纳（Valerie Turner）一起负责公司营运，原先她在律师事务所担任我的秘书，后来专门研习了期货，她管理公司的方式非常严格。值得注意的是，瓦莱丽是一名黑人，所以，她成为交易所里知名清算公司的营运官，而这个公司又是主席所有，就更加引人注目了。瓦莱丽的任命，也是我有意要在1967年时，就告诉交易所内的交易员以及清算公司，交易所的主席很注重工作权平等。
有一次，知名人权运动领袖杰西·杰克森（Jesse Jackson）代表他成立的彩虹联盟（Rainbow Coalition）来拜访我，他解释拜访的目的是要敦促各机构聘用非裔美国人。于是我带领杰克森先生去交易所的楼座看台，从上而下看交易所场内的状况，杰西·杰克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下方几百个穿着蓝色或金色夹克的交易所雇员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少数族裔。杰克森面带微笑起身对我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任务要完成了。”接着就和我握手道别转身离开。
这其实也是我个人所做的努力之一，亦即确保芝商所以及会员公司会雇用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及妇女。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理，主要还是因为我母亲的努力，她从我小时候，就确认我明白约翰·冯·席勒（Johann von Schiller）所做《欢乐颂》中有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题意识—贝多芬那首被称作《合唱交响曲》的《第九号交响曲》，也是根据这个主题创作出来。
平等的示范
交易所内还有另一样很特别的事：有关“平等”的示范。芝商所后来成长得十分巨大（超过5000人）需要增建第二层楼才能容纳所有市场—包括了交易员、经纪人以及聘雇人员—这个实体也维持了一个特性，我更以自己推动这个特性为傲。它代表了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一个决定性例证，亦即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在公开喊价的环境下，交易所的主要目标是以公正、竞争的原则，在充分揭露的框架下订出价格。再也没有任何事比这更重要了。
我在这里谈的并不是交易员在场外的生活、与他人的关系或者个人的操守，我谈的是场内的奖赏应该要归于那些根据规则操作，并且了解供需经济原则的公司或个人。个人的血统、出身、是否病弱以及性别都不相干，重要的是他要能察觉并判断市场的走向。
一个人在市场里是否能成功，无关乎他的宗教信仰或肤色。你如果做对了，市场就会奖赏你；反之，如果你做得不对，市场就会惩罚你，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当然，那也不是个乌托邦—体制还是有缺陷和例外—但就我所知，在当时那个时代，还真没有任何私人企业、机构或体系，能够像美国公开喊价的期货市场那样，可以免于人类偏见的影响，而且更加不在意种族、宗教跟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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