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文化批判》杂志第二期发布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他（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杜荃，后来证实，这个杜荃实际上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可谓是充满了敌意，两人几乎半生都在互相攻击。文人之间用笔来较量是常见的事，但当对方是顶尖的文学巨匠时，这种争斗便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因此，郭沫若和鲁迅之间的这场骂战成了文坛的一个另类盛事。
这场争斗让人感到困惑，因为两人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和革命家，本应站在同一阵线，互为知音。然而，他们彼此却看不顺眼，口出尖酸，互相挑衅。当时的文人争斗通常是针对作品的批评，但郭沫若和鲁迅的攻击直接指向了对方的人品。 郭沫若之所以看不上鲁迅，源于他在文章中所写的：鲁迅身上带有资产阶级的余毒，甚至还带有封建思想，是从晚清旧式家庭出身的少爷。因此，他给鲁迅贴上了封建余孽的标签。鲁迅自然不会任由人如此评价自己，便回击道：才子加流氓。在当时，才子这个词并不完全是褒义，反而带有一些讽刺，而流氓则更加刻薄。鲁迅常常这样称呼那些生活作风不端的人，除了郭沫若，徐志摩也曾被他称为流氓。郭沫若则表示，鲁迅就是除了他自己，谁都骂。 郭沫若被鲁迅如此评价后，继续写文章进行反击，双方的争斗陷入了无休止的循环。然而，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确实非常刻薄且精准。两人早年的生活颇为相似，都经历过家里强迫包办婚姻，娶了从未见过面的女子，并在婚后不久逃往日本。不同的是，鲁迅尽管与朱安的婚姻充满痛苦，但他仍然尽到丈夫责任，照顾她直到去世，并且一生没有再婚。直到他遇到许广平，才有了一段真正的爱情。而郭沫若却在日本表现出典型的风流浪子作风。 在日本，郭沫若遇到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子佐藤富子（后来的郭安娜）。他对她一见钟情，经过一番浪漫的追求，成功打动了她，佐藤富子甚至断绝了与家人的关系，为了郭沫若甘愿与他在一起。两人同居后，佐藤富子为郭沫若生下了六个孩子。然而，当抗战爆发时，郭沫若毫无征兆地回国，留下了佐藤富子和六个年幼的孩子无助地相依为命。最困难的时候，母子只能蜗居在破旧的出租屋里，勉强分一个红薯填肚子。
与此同时，郭沫若回到了原配妻子身边，竟然没有任何愧疚。尽管之前抛下了她，现如今重新生活在一起，郭沫若依旧毫不在意。佐藤富子曾在战乱期间找到郭沫若，但他却拒绝承认妻儿，因而佐藤富子只能黯然回到日本。 之后，郭沫若又开始追求另一位名媛于立群，依旧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她。然而，于立群的姐姐于立忱曾是郭沫若的情人，她在与郭沫若交往期间自杀了。至于她自杀的真正原因，众说纷纭，但与郭沫若的关系不可避免。于立忱为郭沫若堕过胎，而她自杀的悲剧可能与郭沫若在感情中的不忠有关。尽管如此，于立群仍轻易相信郭沫若对她姐姐死因的辩解，最终嫁给了郭沫若。让人震惊的是，几年后，于立群也选择了自杀，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子女，也可能是因为发现了婚姻背后的丑陋真相。 郭沫若的一生，虽然有诸多令人诟病的地方，但他也有值得敬佩的方面。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不可忽视。从北伐到抗战，郭沫若屡次冲上前线，毫不犹豫地为国家献身。特别是在1927年，国内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郭沫若毅然加入了共产党，并公开发表批判蒋中正的文章，成为国民政府的眼中钉。由于此举，他被通缉，不得不流亡日本，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回国。 尽管郭沫若在小节上有许多缺点，但在国家大义面前，他的选择是值得肯定的。虽然他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在家国大义上的态度依然是坦荡的。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年轻时郭沫若是鲁迅的崇拜者，然而，随着白色恐怖的流亡生涯，他开始认为鲁迅等文人并没有彻底的革命性。于是，骂战愈演愈烈，直到两人几乎无法和解。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演讲时听到郭沫若也来，便转身离开。直到日军侵华日益严重，鲁迅才写信给郭沫若，表示为了家国大义，两人应暂时停战，等国家安定后再说。郭沫若同意了。 然而，鲁迅未能等到国家安定便去世了，骂战也因此戛然而止。郭沫若深感遗憾，认为未能与鲁迅见一面是自己一生的憾事，但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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