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李尔（1948.10.9-2025.9.22）
乔纳森·李尔（Jonathan Lear）是当代集大成的哲学家。他将古典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以及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传统熔于一炉，著有《亚里士多德与逻辑理论》（1980）、《亚里士多德：理解之欲》（1988）、《爱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1990）、《开放心智：探索灵魂的逻辑》（1998）、《幸福、死亡与余生》（2000）、《疗愈行动：对反讽的真诚恳求》（2003）、《弗洛伊德》（2005）、《激进的希望：面对文化毁灭的伦理》（2006）、《为反讽辩护》（2011）、《从患病中得来的智慧：哲学与精神分析文集》（2017）、《哲学人类学的观念：斯宾诺莎讲座》（2017）、《想象终点：哀悼与伦理生活》（2022）。在剑桥大学、耶鲁大学讲学多年后，李尔赴任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和社会思想委员会约翰·奈夫杰出讲席教授，同时作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成员，他拥有心理分析执照，一生行医不辍。本文追忆李尔十年前的音容行止，以悼逝者。
东五十九街畔的福斯特楼原是一幢标配三角钢琴的女生宿舍，后来寝室转型为办公室，休息室则易帜成了研讨室，从此老白金主遗容退居二线，一幅苏格拉底画像取而代之。我问塔科夫（Nathan Tarcov）：“这苏格拉底的头虽秃，但俊朗清秀、温润如玉，如此颜值恐怕不忠于史实罢？”他咧嘴一笑：“乔纳森·李尔坚持要挂这幅——大约是为了自勉。”我转问李尔：“您看这幅画时，心里在想些什么？”他沉吟片刻道：“我常想：嘿，我混迹世上，究竟在捣鼓些什么名堂？”我追问：“您什么时候自我怀疑过？”他顿了一下，望向天花板：“我的死党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不胜记者之烦，躲了起来，请我出去招架媒体。我应付了一阵，终于偃旗息鼓，溜到了福斯特后院，吹起一朵朵烟圈：好兄弟得诺奖了，而我混迹世上，究竟在捣鼓些什么名堂？”
李尔在芝加哥大学福斯特楼505室挂出这幅苏格拉底像
2003年李尔与库切在芝加哥大学
李尔是凤毛麟角的奇男子：一半是哲学大家，一半是心理医师。平时办公室前脚走出病人，后脚便跟进学生，狭路相觑，别开生面。自课改以来，芝大丢掉了读经的传统，但剩下几套核心课程，其中普殊同（Moishe Postone）主持的“自我、文化与社会”并举弗洛伊德与马克思，而中青年一代的大卫逊（Arnold Ira Davidson）和斯特恩斯坦（Malynne M. Sternstein）又喜谈福柯、拉康，因此那些年即便是生物专业的学生，也并不持有“心理分析过时论”，而纷纷将李尔尊为哲学式心理分析的活化石。逆着哲学碎片化、技术化的大潮而上，李尔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发，跨越中古神学，贯穿近现代诸大家，直透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其为学之广之深，常令同校名家仰之弥高。
可以说，李尔是社会思想委员会的集大成者，与每一位同事皆有共同语言：古典修养堪比世家子弟雷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和施派传人勒纳（Ralph Lerner）、塔科夫，社会理论可与皮平（Robert Pippin）平分秋色，而文笔才情则直追诗人华伦（Rosanna Warren）。但正是这样的李尔，却常常怀疑人生。除库切大哥之外，他还潜缩在父亲哈罗德（Harold Lear）和表叔诺曼（Normal Lear）的光环之下。“爹是泌尿科医生，叔是情景喜剧制片人，哪里及得上乔纳森伟大？”大一的我还处于崇拜大师且不懂就问的年纪——当然，我不敢问李尔，只敢从他已两鬓添霜的第十年博士生那里探听情报。“嘿，可惜我们不知他童年的详细，不然反过头来心理分析他！”老博士所言极是。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师？我遂暗暗许下了壮志。如今李尔去见柏拉图了，这念想也幻灭了。
李尔原不该自卑。他虽然挂起苏格拉底最不丑的丑像，自己却是芝城美男子，平素头发梳得丝缕分明，偶尔乜然一瞥，鬼魅一笑，不开口也能慑病人心魄。但他却喜欢开口呲牙，状如夏蛙，似笑非笑，时而惊愕，旋即又显现出一种大镇定。我一度想，这大约是常年呢喃希腊文，唇齿久不闭合的缘故。哲学界的宋玉潘安，自然春风得意，但他婚恋史上也不免坎坷。李尔的前妻法拉尔（Cynthia Farrar）是研究古雅典民主的学者，曾将《民主思想的起源》一书献给李尔，致辞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里的半句话：“因此，一个人不可能爱很多人，因为爱总是想要成为一种最高等级的友谊，而这总是面向一个人的。”是的，哲学就是这样，浪漫得任性。而与她鸳盟康河的李尔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理解之欲》中回敬了她一句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如此说来，那些并非一时，而是一世皆以美德为准则行动，‘外善’又充裕之人，岂不幸福？”也在多篇文章中感谢过前妻。他们二人从耶鲁到剑桥，同在克莱尔学院研修，后来法拉尔去了我的“母院”基督学院任研究员。然而二人虽然“内善”“外善”俱足，缘分却不够，这段婚姻终于还是一时，而非一世，在二十一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前便夭折了。再后来，乔纳森迎娶了学术巨星加布里尔（Gabriel Richardson Lear）。最近三十年，法拉尔的学术研究严谨如旧，但毫无波澜，目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立学者。乔纳森与加布里尔这对哲侣却是风生水起，一起出席讲座，一起指导学生，也一起学术休假，令全校师生艳羡不已。有时，我看着他们双入双出，心中暗忖：夫妻二人学养相近如斯，一定好吗？在这一点上，中古欧洲家庭史家莱恩（Jonathan Lyon）是这样答复我的：“我劳累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能忍受在饭桌上接着讨论《大宪章》吗？”
一四年，终于盼到我届申报导师，李尔夫妇却双双匿迹，直至翌年春天才重出江湖，因此学校遂了我第二志愿：塔科夫先生。后来我问加布里尔：“这一年捣鼓了些什么？”她说：“我以一年的闲暇研究了何谓‘闲暇’（σχολή）。”但大部分的时候，李尔们很忙碌。李尔当过耶鲁哲学系主任，因此即便布衣之身，也有“一言定而天下听”的气派。记得有一次课上，一位哲学系同学抱怨说：“今年系里不供应大陆哲学必修课的第三环，因此许多大四生凑不足学分，毕业堪忧……”李尔皱皱眉：“竟有这等事？怎么不早早报来？”当场霸总附身，播了个电话。翌日，哲学系张贴出海报：“我系新开一门‘康德三大批判精读’课，李尔挂名，柯南特（James Conant）主讲。”塔科夫常说：“哲学家当不当王？我、皮平、李尔，谁来当系主任？这是一个问题。”我想，李尔当王是“李尔王”，恐怕比莎翁笔下的李尔王精明干练。就添课一事而论，“李尔王”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6年李尔在芝加哥大学
李尔高冷也亲民。冷时，他炯炯烁目，逼人寒噤。他提问，学生不吭气。我举手，他皱眉头。听我所说，他总是一句“不对，不对……不要管什么‘存在主义’与否，仅仅告诉我：克尔凯郭尔在说什么？”久而久之，催人着恼。一次，他问我们：“何谓‘隐形教堂’？”我像赫敏一样膝跳举手，慷慨陈述克尔凯郭尔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他却照例大摇其头：“不对，不对，这不是问题的所在！”几个回合之后，我忍不住爆发了：
难道“隐形教堂”便是“问题的所在”么？即便宗教像婚姻，不是形式关系，而是主观投入，但我们的评判标准又从哪里来？这一切依旧依赖一种神学的本体论预设呀！一旦你溯源这种神学本体论，你便绕不开探讨支撑本体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文本史和教义学，这样便又跌入了“客观陷阱”中了！不论是字面意义上的“神学”还是“活生生的语言文字”，难道不都是克尔凯郭尔批判的吗？你如果不引入维特根斯坦，光是满地找主观真实性，一定会无穷无尽，累得筋疲力尽……
众人面面相觑中，李尔忽然舒展了一半的眉锁：“快到了!”我愕然：“快到什么了？”“你快接近问题之所在了！”
事实上，我仍不知问题何在。但我知道李尔最厌恶的，莫过于本科生自我表现，炫耀学识，争着给教授留下深刻印象的俗套。但这也不能怪我们。本科生就像钻入迷宫的小白鼠，因为四处碰壁才开启了试错模式，忍不住琢磨教授的心思。几次拉扯之后，他也察觉到了，便大怒道：“好了，不要再玩这种‘猜教授心中正确答案’的无聊游戏了！”此时我们便集体静默一分钟，等他心意回缓。反倒是私下里，他更温和可亲，爱讲江湖掌故：“可惜了，你只赶上我，没有赶上戴维森（Donald Davidson）。那时候芝大哲学系可热闹得多。我记得有一天，戴维森请安居海德公园的拳王阿里来哲学系演讲。阿里走上台去，不知道讲什么，于是冲着台下的年轻人大喝一声：‘切莫吸毒！’”
李尔对此事记忆深刻，大约因为他本人是医生，也要劝诫病人。他虽是医生，但也瞧医生。他曾向我转述过这样一次问诊对话：
医生：你抽烟么？
李尔：是的，偶尔抽一根雪茄——这可以吗？
医生：除非是一根上好的雪茄。
我听罢也回敬了《百道梵书》中的一个段子：庄子讲庖丁解牛，而印度人崇拜牛，是万万解不得的。但吠陀圣人耶若婆佉却说：“至于牛肉，只要嫩，我便吃。”李尔常年与梵学家多尼格（Wendy Doniger）共事，大约对此并不陌生，但听罢仍然开怀大笑。
像古希腊英雄一样，李尔性情起伏很大，学生捉摸不透，便会敬而远之。大约是这个缘故，他并未成为本科生追捧的热门导师，那一年也没有指导芝大土特产“原典”专业（Fundamentals: Issues and Texts）任何一篇大三论文。待到大四春天，我们要选择几部典籍接受三日限时“科考”（senior exam）。虽然我与几位同届好友选修过李尔这门课，却无一人上报《哲学片段的非科学结语》，端底是并不自信驾驭得了这本书，尤其是李尔判卷子的话。再者，大家不通丹麦语，读得一头雾水——当然了，宁可怪罪汉内（Alastair Hannay）译不清楚，也不敢说李尔教不明白。
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段的非科学结语》
细思起来，因为李尔在2014年秋天开的哲学21720：“精读《尼可马可伦理学》”正好与必修的数理逻辑基础课撞车了，而他与吉姆希（Irad Kimhi）合授的哲学33415：“人类的存在：海德格尔的《人文主义书信》”我只是偶尔旁听（当时的吉姆希英文欠佳，交流不畅），所以哲学27209这门“精读克尔凯郭尔”是我唯一一次真正师从李尔。如今接受过了思想史训练，我怀疑李尔的克尔凯郭尔并不一定是语境中的克尔凯郭尔，但我确信，李尔的克尔凯郭尔绝不是一种坏的克尔凯郭尔。至于课上所得，我记得最真切的，大约是所谓的双重反思：第一重是主观介入，而第二重则是如何向这个世界表达我的介入。我反躬自省，意识到了我胸中便存有普遍性，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了我普遍性思考的孤立性。这是克尔凯郭尔的辩证法么？李尔作为人民教师，阐微克尔凯郭尔时总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例：
假如我是一名基督徒，也是一位老师。根据克尔凯郭尔所说，如果我可以和谐地投入二者，那么我们便可以同时成为二者。但是假如我的学生请我讲解：为什么赫胥黎的信徒否认上帝存在？那么我必须使尽浑身解数，既作为基督徒向世界表述基督教，也作为老师向学生阐发赫胥黎的观点。假如不论我如何尝试，我的学生都认为我阐发的赫胥黎比我阐发的基督教更令人信服，因此我愈是授业解惑，愈使人改宗无神论，那么是不是我永远无法调和我的双重身份呢？我认为不是。相信，就是要阐释。那么是不是我的阐释语言不够艺术？什么叫“不够艺术”？不够艺术就是没有能劝服学生既去理解无神论也去信仰基督教。那么“足够艺术”就是成功地劝服他人？也许正是如此。你必须为你的听众能否理解你的语言负责。而你遇见的每一人都是你的听众？正是如此。那么你要对你遇见的每一人负责？噢，原来你是这个意思！
自问自答、一咏三叹后，李尔轻叹一声，好似对我们感到遗憾，又好像对自己感到失望：“今天便讲到这里罢。”我们满脸疑窦，鸦雀无声，少倾，又一齐收拾起书包，发出一阵嚓嚓之声。我感觉胸中郁郁，想起“杖碓三下”“三鼓入世”的东方智慧，便尾随李尔去办公室，闭门深谈：
我：教授，您课上举例全是基督教和赫胥黎，距离我们生活太远了。不知克尔凯郭尔对我这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真正的启发？
李尔：为了让我帮帮你，你也先帮帮我，告诉我：你相信什么？
我：我只相信世界变化无常，而我生也有涯，不知怎样度过一生才好？
李尔：假如你真的相信一切无常、生也有涯，那么按照克尔凯郭尔所说，你应该如何“尽一切力量”去实践、去表达这种信念呢？
我：也许我应该把这种无常而有限的意识投入到每日生活之中？
李尔：不错。我们该怎么活？这是问题所在。每一刻都提醒你自己，我们在准备死亡。
于是，我们又从克尔凯郭尔回到了向死而生的柏拉图。但不论如何，我很庆幸去单独找了李尔。可见不论东方西方，老师私传的总比公授的更为奥妙。
初会李尔，是拜研究西季威克的舒尔茨（Bart Schultz）讲师所赐。当时他教我们大一新生哲学通识课，劝诱我们为他领衔的“公民知识工程”捧场。2014年4月19日，他请李尔去芝加哥城前广场的格莱克中心（据说此地后来被芝大布斯商学院吞并了）公益演说，题目是“爱心与工作”。舒尔茨说有免费吃喝，我便去了，因此机缘结识了融贯心灵哲学与精神分析的李尔——这对尚在迟疑是否主修生物的我颇具震撼。5月7至14日这一个礼拜，我遁入雷根斯坦图书馆，一口气读了《开放心智》《亚里士多德》《爱，及其在自然中的位置》《弗洛伊德》几部书。十月初待到选导师时，我为他量身定作了一篇题为“在后现代社会中，世界主义的自我意识是否可能？”的申请书，文章后面钦定李尔为导师，惹得时任班主任的古代晚期和近代早期波斯文学专家“十字先生”（Cameron Cross）很是不快：“你的文书故弄玄虚，不说‘批评’而说‘批判’，不说‘问题’而说‘问题域’，这我也忍了，你还变本加厉，仅申请李尔一人作导师。还是回宿舍冷静一下吧！”他咬定李尔不会搭理我，甚至委婉地提出，如果我一定坚持报李尔，他是不会把我的申请书递上去的。我于是便在后面加上了塔科夫、皮平、多尼格几位的大名。事实证明，“十字先生”既对且错：李尔并没有招我，但那是因为撞上了贤伉俪休假而已。
笔者所藏李尔专著
学术休假期间，李尔夫妇不承担正式工作，但仍然活跃在校园上。譬如，2015年1月28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李尔做客芝大神学院三楼的基督之光研究所，与华伦、麦克金（Bernard McGinn）、鲁迪克（Lisa Ruddick）对谈“生命的内在：文学、心理分析与精神视角”。明显，鲁迪克和华伦代表文学，麦克金代表宗教精神，而李尔则是心理分析的化身。其中，李尔在这三种视角之间往来翕忽，游刃有余。这场活动也使我通过李尔认识了主持人帕威尔（Thomas Pavel）先生，日后从芝加哥到巴黎，向他请益甚多。翌年4月20日，李尔在马克林临床医学伦理中心演讲“心理分析与伦理传统”，这次他面对的便是医学界了。在芝加哥大学，无人能像李尔这样，构筑人文学、心理学和医学之间的智识桥梁。他自己的哲学洞见往往来自行医问诊。譬如，他发现自责的病人往往匮乏感恩，就此想到：也许是神经症排挤了感恩？我相信，心理医生观察到关联性，往往是不必上升到心灵哲学的，而心灵哲学家探索感恩，却不一定了解病人是如何自我折磨的。政治哲学家实能为国医病，心灵哲学家确能为人医病，凡此种种，纵观历史，皆是极罕见的。
再后来，我为社会经济史家切尼（Paul Cheney）打工，每个礼拜去一趟纽鲍尔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清理法属圣多明戈庄园经济的数据。那里很冷清，只能遇见李尔所长这个光杆司令。记得是2014年10月，物理系的艾萨克斯（Eric D. Isaacs）代表校方，东方研究所的罗斯（Martha T. Roth）则代表人文学院共同宣布：奈恩伯格（David Nirenberg）退下来，由李尔执掌纽鲍尔。李尔又作李尔王了，这很令哲学系骄傲，但他的政绩并不斐然。李尔的雄心壮志是把纽鲍尔做成人文领域的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这话李尔没有对我讲过，但我从切尼，甚至芝大校长齐默（Robert Zimmer）那里都听到过。我不仅在纽鲍尔为切尼录过数据，也在贝克尔-弗里德曼研究所为中国好女婿汉森（Lars Peter Hansen）组织过会议。单纯比较两个机构的使命感和活跃度，贝克尔-弗里德曼是一匹快马，纽鲍尔便是一团散沙。但李尔并非没有领导才能。一来，他与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合办了一场关于克罗族（Apsáalooke）女性与战士的展览。二来，李尔也动用了多年积攒的人脉，邀请了与自己熟识的众多名家来纽鲍尔演讲，譬如李尔在剑桥时结识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据斯金纳向我回忆，李尔曾请他来社思委与塔科夫辩论，当时这场施派与剑桥的华山论剑曾轰动一时。虽然在塔科夫的记忆中，1982年邀请斯金纳的是另一位斡旋于剑桥和芝加哥之间的大学者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先生，但李尔也一定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执掌纽鲍尔之后，李尔更频繁地邀请斯金纳来美，几乎成了斯金纳在美国的经纪人。2015年4月20日，斯金纳访问芝加哥，讲作为法理状态而非不受干涉的自由。2017年10月23日和11月20日，斯金纳的夫人詹姆斯（Susan James）分别在纽鲍尔讲了两场：斯宾诺莎论嫉妒、斯宾诺莎论坚毅。每次斯金纳夫妇来，我们都有机会提问、闲谈、共进午餐。我后来感兴趣斯金纳的学说，又受他推荐去了剑桥，不得不说其中有李尔和纽鲍尔研究所这条国际与校际纽带。
克罗族女人和战士
李尔《激进的希望》（ Radical Hope）一书开篇便提及克罗族
我曾经相信，珍惜一段过往的最好方式，便是脱缰远去，永不回头。离开芝加哥后，我除了参加过一次好友婚礼，便再没有回过学校，直至今年受邀在塔科夫的荣休会议上发言才终于破例。十年来，我也再未联络过李尔，但偶尔还能听到他的音讯。2021年5月，他写就了一篇文章《当梅根嫁给哈利：论人文》（When Meghan Married Harry: A Comment on the Humanities），要在社思委工作坊预讲一次。结果主事的博士生受《当哈利遇见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影响——这部经典电影确实取景于芝大校园——把海报上的标题错写成了《当梅根遇见哈利》。很快，李尔的信便来了：“事实上，这标题并不正确。真正的标题是‘当梅根嫁给哈利’——至于梅根何时遇见、如何遇见了哈利，我无可置评。”李尔还是那个李尔。
我曾问他：“如何学哲学？”李尔说：“尽你一切力量去回忆。”回忆些什么？我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美诺篇》的回忆论：我们前世有知识，今世只是在回忆。亦或许，他想到的是《理想国》中格劳孔与苏格拉底关于尽力而为的对话：
格劳孔：你若不使尽浑身解数相助正义，那便不虔诚。
苏格拉底：这倒令我记起了，我必须这样做，但你也必须伸出援助之手。
李尔使尽浑身解数，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因此，我们也尽一切力量去回忆他。
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 李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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